传统药酒煮酒工序，即酒提，铜罐内为基酒和中药材，铜锅内为水，隔水加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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寻祖觅宗
追溯中国药酒文化源头
唐代人的饮食生活中，酒占有很重要的位置，人们聚会宴饮、约会酌觞都离不开酒，因此形成了独特的诗酒文化。这种现象使唐代成为中国酒文化发展史上一个特殊的时期。这一时期，酒与诗词、音律、书法、美术等相融相兴，出现了辉煌的“酒章文化”。
唐代诗人多以饮酒而闻名。“五斗先生”王绩曾在诗中自叙：“生平唯酒乐，作性不能无”；“一醉一回颠”的贺知章，与李白金龟换酒，在酒肆中痛饮，成为士林佳话；“酒仙”李白在《襄阳歌》中写道：“百年三万六千日，一日须倾三百杯”，虽说有些夸张，但对自己嗜酒的描述，可见一斑。还有“酒仙”杜甫、“醉尹”白居易、“醉士”皮日休等等，这些称号无不表露出唐代各阶层诗人的精神状况和情感世界。酒与诗的结合，折射出了唐代文人骚客与酒的情结，以及这个时代“诗酒风流”的特有标志。
诗人嗜酒 无酒不礼
中国素有“礼仪之邦”的盛誉。自古以来，“礼”就成为对人们社会生活产生很大影响的总准则、总规范，并渗透到政治制度、伦理道德、婚丧嫁娶等诸多方面。古语有云：“非酒无以成礼，非酒无以成欢”，饮酒的行为自然也纳入了“礼”的轨道。唐代人们经常以酒宴来结交达官贵人。如李白曾借《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》中：“独酌聊自勉，谁贵经纶才……丹徒布衣者，慷慨未可量”两句来毛遂自荐，以求做官；杜甫所作《崔驸马山亭宴集》中的“客醉挥金碗，诗成得绣袍。清秋多宴会，终日困香醪”一句，也正是描绘了在酒宴上与达官贵人周旋的场景。
同时，酒还是诗人们创作诗歌时不可缺少的物质条件，由此而衍生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咏酒诗。诗中以酒为题，饮酒颂酒、借酒言志、借酒言情、借酒消愁、以酒歌友……这无非是唐人嗜酒、爱酒的重要体现。唐代诗人陆龟蒙，擅长写咏酒诗，他和皮日休唱和写下了69首脍炙人口的咏酒诗，其中包括酿酒、饮酒、酒仙、酒星、酒旗、酒樽、酒池、酒梦等，几乎赞叹了一切与酒有关的人和物。例如“花匠凝寒应束手，酒龙多病尚垂头”即是描写“饮酒”；“酒乡偏入梦，花落又关情”则是描写“酒梦”，这也是他酒诗的重要主题之一，细细品味，可以品尝出诗人处世的艰难和人生的辛劳。
诗词繁荣 酒令盛行
酒令是一种游戏形式，通常流行于酒宴上，是中国酒文化的一枝色彩独特的奇葩。最早的酒令，仅仅为春秋战国时期王公贵族、诸侯之间的“当筵歌诗”、“即席作歌”；后又演变成秦代的“抱盏唱和”和魏晋时期的“曲水流觞”。这都是酒令的早期雏形。到了唐代，诗词的繁荣带动了酒令的发展，使得酒令逐渐达到一个高峰。
唐代的酒令名目十分繁多，当时较盛行的有射覆、手势令、骰子令、旗幡令、上酒令、小酒令、拆字令、不语令、急口令、四字令等等。其中“射覆”是最早的酒令游戏。唐代诗人李商隐就精于此道，他在诗中写道：“隔座送钩春酒暖，分曹射覆蜡灯红。”《红楼梦》中也有描写“射覆”的段落：探春在酒令中写下一个“人”字和一个“窗”字，于是宝钗便猜她可能是用了“鸡窗”和“鸡人报时”两个典故，即隐藏的是个“鸡”字。所以自己便用“鸡栖于埘”的典故，写下一个“埘”字。探春知道她猜着了，与她相互一笑，各饮了一口酒。这些酒令汇总了社会上流行的许多游戏方式，形式千姿百态，丰富多彩，为饮酒增添了很多娱乐色彩，以至宋蔡宽夫有诗话云：“唐人饮酒必为令，以佐欢乐。”
现如今，酒令的使用已经不多见了，但通过对古代酒令的了解，可以让大家对中国酒令和酒文化有更深刻的认识，并深深体会到“酒”这独树于世界文化之林的一棵异卉，古老而璀璨。
饮酒养生 烧酒起源
唐人重视养生活动，为了滋补长寿，人们采取了各种方法，其中包括饮用养生酒。在读唐诗的过程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很多关于饮酒养生的诗句，不仅提到了药材的配伍，更记述了其炮制方法。例如唐人认为松柏象征长寿，所以松叶酒、松花酒、松根酒和柏叶酒在诗歌中随处可见。王绩《赠学仙者》曾有诗曰：“春酿煎松叶，秋苏泛菊花”；《采药》中也有“家丰松叶酒，器贮参花蜜”；岑参的《题井陉双溪李道士所》也说过：“五粒松花酒，双溪道士家”……可见松叶酒、松花酒和松根酒在当时如此风靡。从药材的角度讲，松树属于长青的植物，其枝节和树脂中都含有养生的成分用松叶酿酒，气味浓烈，常饮不但能够轻身益气，久服还能“绝谷不饥不渴”（《太平圣惠方》）；而“酒添松花，人增寿命”似乎成为了道家追求的境界。还有治疗四肢疼痛的松节酒、治虚寒的松膏酒和象征辞旧迎新的柏叶酒，在唐代人的养生界很受重视。
“酒醅”是指已经酿成，但尚未过滤的酒。在唐代，给这种酒加热的方法有两种，即高温加热和低温加热。高温加热俗称“煮酒”，虽然可以全面抑制酒醅中微生物的酵变，但同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破坏酒的味道。为此，人们又发明了新的处理方法，即低温加热，也就是微火慢烧。这样不但能杀死导致酒酸变质的大多数微生物，而且不会影响到酒的质量。《太平广记》有云：“南方饮既烧，即实酒满瓮，泥其上，以火烧方熟。既烧既揭瓮趋虚。”其中最后一句说的是在加热的过程中，要随时打开酒瓮的盖子，散发热气，避免加热温度过高。唐人将经过烧法加热处理的酒称为“烧酒”。烧酒法与现代酿酒业中采用的“巴氏灭菌法”几近相同，虽然它并未像“巴氏”一样确切指明加热温度（63℃左右），但经过对烧酒法和煮酒法的不同工艺可以判定，唐代的烧酒法确实属于低温加热。白居易的《荔枝楼对诗》中说过：“荔枝新熟鸡冠色，烧酒初开琥珀香。”雍陶的《到蜀后记途中经历》也有：“自到成都烧酒熟，不思身更入长安。”可见早在唐代，烧酒之名就已广泛流传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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